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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导弹基地探秘,艾滋女生日记

文章作者:快三世界史 上传时间:2019-09-16

美国大兵抢在苏联红军之前开进了这座集中营的工厂。他们立刻就被眼前出现的现代化的工作设备惊呆了。一位指挥官说:“这场面使我们想起一部乌托邦小说里描写的世界。”尽管按照事先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高备应该交给苏联人,但美国人才不会干那样的傻事,他们悄悄地把设备全部装船,运回了美国。 圣奥默尔一个神秘的大水泥包 圣奥默尔是法国北部靠近边界的一个小镇,在一般的世界地图册上找不到这个小地方。这里距巴黎约200公里,距布鲁塞尔约100公里,距英国与法国之间的加来海峡只有40多公里,而距伦敦的直线距离为200公里。现在你大体上知道这个小镇应该在地图上的什么位置了吧。50多年前,希特勒就是这样在地图上确定了它的方位,不过,这个纳粹首领最看重的是最后一个距离。那意味着整个伦敦将被置于德国人制造的V-2型导弹的射程范围之内。 在许多欧洲老人的记忆里,1943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晚,直到4月,冰雪才刚刚开始融化。在德军占领下的法国北部人民又度过了一个漫长而寒冷的冬天。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久前决定要为反攻欧洲大陆制定一个战略计划,希特勒则在盘算着,怎样用新式武器给英国一点厉害瞧瞧。 4月的一天,一支德军工程兵部队悄悄地开进了圣奥默尔,他们在离小镇大约5公里的一个荒凉的山头上架起了测量工具。几天之后,又有一批德军高级将领来到这里,他们在那个山头上指指点点了一番之后才匆匆离去。接下来,就不断地有德国大兵、党卫军的部队开到这里安营扎寨。到了夏天,有1300多名战俘也被押到这里,他们当中有许多都是苏联红军战士。 1943年8月,一项秘密工程就在这个山头上悄悄地动工了。在德军的严密监管下,战俘们被迫夜以继日地拼命工作着。几个月之后,他们由上而下在这座小山上掏出了一个大坑。然后,他们又把水泥浇灌进去,建造起了一个巨大的掩体。远远望去,那就像是一个光秃秃、圆鼓鼓的山包。整个水泥包的深度为42米,直径为72米,外面是一层5米厚的钢筋水泥保护层。 这就是纳粹的La Coupole导弹发射基地。我是在一本介绍德国导弹研制技术发展史的小册子上看到这个名字的。Coupole的意思是穹顶,法国人以此来称呼那个水泥掩体,当然是为了表示它那圆圆鼓鼓的外形,我们还是称它为库波尔导弹发射基地更直白一些。 上世纪80年代,法国人在这个巨大的第三帝国的遗留物旁修建了一个展览馆。那是一个白色的现代化建筑,紧靠在库波尔导弹发射基地的旁边。法国国旗和欧盟的旗帜在展览馆的门前迎风招展。 这个展览馆的正式名字是:战争与火箭历史中心。现在有三个永久性的展览,一个是二战时期纳粹的导弹制造历史,另一个是二战时期法国北部被占领地区的历史,第三个是火箭和导弹的发展史。前面的两个展览就设在那巨大的水泥掩体之中。 走进掩体就如同走进了一个高大而阴森的山洞。当初将水泥掩体改造成博物馆时,法国人在许多地方都有意没有作过多的修整,就是为了将掩体原封不动地展现给参观者,让人们能够体会基地里的真实面目。 像通常的导弹基地一样,这个基地原本也包括两个部分,一个是储藏库,一个是导弹发射场。储藏库就是现在我看到的这个水泥掩体。其中有一个洞穴高达21米,是专门用来为导弹安装发火装置作最后发射前的调整的。希特勒当时的计划是,平均每24小时从这里向伦敦发射50枚火箭,把伦敦炸成一片废墟,彻底摧毁英国人的意志,让英国人要么投降,要么乖乖地呆在一边。 1943年底,法国抵抗运动战士发现德国人正在圣奥默尔附近修建一个工程,他们立即将情报传递到了伦敦。盟军的情报部门经过分析,认为这可能与导弹或火箭有关。1944年3月,盟军战机开始对这个水泥包进行轰炸。在5个月的时间里,盟军战机总共进行了16次大规模的轰炸,把3000多吨的炸弹倾泄在这个掩体上。最大的一枚炸弹据说有5吨之重,炸掉了靠近水泥包的一块巨大崖石。附近村庄的居民后来回忆说,轰炸最猛烈的时候,就仿佛是地震一样,附近数公里的地方都能感到地动山摇。 展厅中有一张照片,是1944年6月拍摄的。当时,一架英军侦察机飞临这一地区的上空。飞行员冒着生命危险,在高度仅30米的地方拍下了这个基地的照片。从照片上看,水泥包四周临时搭起的一些脚手架已经被炸得七零八落,附近被炸起的山土覆盖在掩体上,但包体没有出现裂痕。后来,盟军的情报人员也发现,虽然轰炸时水泥包已经基本建成,但盟军的轰炸却使德军不仅无法继续水泥包的工程,也不能继续在外面修建发射场。德军的运输也停了下来,整个工程陷入瘫痪状态。德军随后开始加快研制和生产移动的发射装置。 1944年6月6日,盟军在诺曼底成功登陆。一个月后,盟军开始在法国境内向前推进。7月28日,希特勒不得不下令停止使用这个基地。库波尔导弹发射基地连一枚导弹也没有发射就宣告“寿终正寝”。1944年9月,加拿大士兵冲进了这个空空荡荡的水泥掩体,他们发现里面竟基本完好无损。 V-1和V-2导弹 水泥掩体里的第一部分展览介绍了德军导弹的发展史。早在1929年,德国军队的技术专家就对发展火箭技术产生了兴趣,他们想借火箭技术来避开《凡尔赛条约》对武器发展的限制,使德军拥有最先进的武器。从那时起,一支优秀的专家队伍就开始组成,并着手展开秘密研究。 1933年,由德国火箭专家多恩伯格和布劳恩领导的火箭研制组开始研制两种火箭。1942年10月13日,他们成功地把改进后的A-4火箭送上了蓝天,后来这种火箭就被称为V-2导弹。两个月后,由一家德国飞机制造公司研制的另外一种飞航式火箭也获得了成功,这种火箭后来被命名为V-1导弹。 V-1导弹是现代巡航导弹的前身,它重约2200公斤,弹长约8米,飞行高度为2000米,可以携带850公斤重的弹头,平均射程达到了240公里,但准确度要差一些。V-2导弹比V-1导弹更先进,因装有控制设备,能自动控制飞行速度和弹道,所以打得相对来说要更准一些。这种导弹是现代远程导弹的前身,可以用发射车来发射,它用的是液体炸药,总重量约13吨,长14米,射程可达320~480公里。 1944年6月13日,在盟军诺曼底登陆成功后,德军开始对伦敦发射V-1导弹,在80天的时间里发射了100多枚导弹,起先对伦敦的打击比较大。但是,英军很快就找到截击V-1导弹的方法,他们采用气球和高射炮展开了阻击,多数导弹被拦截。1944年9月,随着盟军的推进,大部分靠近海峡的地区已 经解放,德军的V-1导弹的发射基本停止。随后,德军便开始在荷兰和比利时等地用可以移动的发射装置来发射V-2导弹,打击伦敦、巴黎、比利时和荷兰境内的目标。可这个时候,盟军的战机已经开始对德国本土展开了猛烈的轰炸,每天几乎要倾泄大约3000吨的炸弹,一个个城市、村镇和德军的重要据点被炸成了废墟,德军即便是能够发射几枚V-2导弹,也无助于挽救败局了。 据战后统计的资料,从1944年1月,德军开始成批生产V-2导弹,总共生产了大约6000枚。1944年9月5日,第一枚带有900多公斤重弹头的V-2导弹射向了巴黎,随后就开始攻击伦敦。在整个二战期间,德军总共发射了24000枚V-1导弹,3200枚V-2导弹,伦敦有近9000人死于导弹攻击,比利时有6500人死于导弹攻击。 纳粹的导弹是如何制造的 希特勒的导弹究竟是怎样制造的呢?战后,许多专家都想揭开这个谜,有关这个问题的书籍也出了不少。我去这个展览中心的时候,正好碰到了一个最新发现的图片的展览。 那是一位名叫弗兰茨的德国人当年拍摄的,照片展现的是制造导弹的工厂现场。我在展览馆的礼品店买到了汇集这些照片的集子——《多拉的照片》。 故事发生时已经离二战结束有50多年了。1998年的一天,家住德国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的老弗兰茨因为年届九十二,行动不变,就打算搬到养老院里去住。他把儿子小弗兰茨叫来,让他为自己收拾收拾。在搬家时,小弗兰茨无意中在阁楼上发现了一个陈旧的皮箱。他打开一看,里面还有个旧纸袋,上面落着厚厚的尘土,好像很多年已经没人动过。他又小心翼翼地把纸袋打开,竟然看见里面装的是一沓彩色照片的底片。照片上拍摄的既不像军工厂的库房,也不像关押犯人的监狱,看上去已经年代久远了。小弗兰茨忽然想起,已经退休多年的父亲曾是一名摄影师。 这些照片是什么时候拍摄的,又是在哪里拍摄的呢?带着这些疑问,他轻轻地敲开了父亲的房门。让小弗兰茨想不到的是,年近92岁的父亲看了这些底片后突然变得非常激动,他沉默了好一阵后,才向儿子讲述了在心里尘封多年的往事。 半个多世纪前,老弗兰茨是个电气工程师。二战开始后,他加入了德国空军,成了一名战地摄影记者。老弗兰茨以精湛的摄影技艺赢得了纳粹高官们的赏识。他常常被应邀参加各种各样的高层聚会和庆典活动。 1944年,弗兰茨接到纳粹军备部长施佩尔的命令,要他赶到位于哈尔茨山下的多拉集中营。令他惊奇的是,山脚下一个不起眼的洞口里面竟是一座巨大的地下军工厂,生产的武器是他从未见过的。后来他得知,这就是希特勒下令研制的秘密武器——V-2导弹。尽管在他到达多拉集中营时,工厂正在进行技术改造,生产陷于停顿,但弗兰茨还是遵照密令,精心拍摄了一组照片。他知道,这些照片的传阅范围一定非常有限,于是他精挑细选,只将几张最“成功”的冲洗放大,其余剩下的底片就被放在了一边。 二战结束前不久,老弗兰茨因为与失宠的元帅戈林有过一段交往,被党卫军抓了起来。一群盖世太保突然闯到他的家里进行搜查。他们清查了所有的胶片、幻灯和底片。凡涉及武器装备,特别是秘密地下工厂和火箭生产的资料全部被搜走,只有信封中这大约30张底片逃过了他们的视线。谁也没有想到,50多年后的一个偶然的机会,这些极其珍贵的历史文献终于走出了被遗忘的角落。在小弗兰茨的推动下,这些照片当中的一部分被洗印了出来,交由报刊公开发表。 从展览讲述的历史看,希特勒决定在多拉生产导弹大约是1943年末的事情。1943年8月17日的深夜,英国空军出动了500架战机,成功地摧毁了佩内明德的德军导弹基地和制造厂的主要设施。这一年的10月,盟军又发起了代号为“石弓”的行动,对所有可疑地点进行了地毯式的轰炸。希特勒不得不决定,把导弹制造厂迁移到靠近诺德豪森的哈茨山中去,在那里的多拉集中营中建立一个秘密工厂。同时,他还指派党卫军部队负责严格监控,让战俘来生产V-2导弹。这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纳粹秘密武器工厂”。 多拉集中营始建于1943年8月,纳粹把40多个国家的战俘和囚犯迁移到这里,最多的时候这里曾关有6万多人。多拉集中营是名副其实的死亡魔窟,有两万多人都没能活着等到解放那一天。集中营被解放后,人们在那里发现了成堆成堆骨瘦如柴的尸体。法国幸存者米莱特说过,“你要是想知道地狱是什么模样,那就到这里来好了。” 据集中营的幸存者描述,当时集中营里的囚犯被分成两组,不分昼夜地交替工作。他们挖通了两条穿越大山的平行的隧道,每条隧道长约2公里。接着,他们又挖了40多条横向的隧道,将这两条主隧道连接在一起。 在希特勒秘密工厂里工作的囚犯大约有6000多人。由于工厂生产的是最先进的秘密武器,因此看守要比其他集中营多得多。整个工厂的生产都是在党卫军的监视和操纵下进行的。囚犯们就睡在地下阴暗潮湿的隧道里面,食不果腹,衣不蔽体,终日不见阳光。当时疾病流行,每天都有大量的犯人死亡,有仍的人死在了里面。 从照片上看,囚犯们所做的都是火箭生产中非常关键和重要的工作,如焊接、组装导弹导航和点火系统的电路等,这些都需要极高的专业素质。但以当时的情况,要在集中营里找到这样一批身强力壮、愿意为纳粹卖命的技术工人比登天还难。照片上的“工人”面对材料不知所措,连拿工具的姿势都很不自然,这证实了他们只不过是被借用的“道具”而已。 为了达到理想的效果,老弗兰茨在拍摄时还使用了超出普通摄影几倍的灯光。强烈的光线使这个充斥着饥饿死亡的地下魔窟看起来更像个现代化工厂。照片上所有“工人”都穿着干净统一的囚服和木鞋,刚剃过胡须,理过发,而且个个身体健康,正在专心工作。 老弗兰茨回忆说,当时施佩尔要拍这些照片,主要是为了给希特勒看。随着战争形势的急转直下,希特勒的性格越发暴躁和反复无常。作为军备部长的施佩尔就千方百计地说服希特勒,让他相信德军掌握的新式武器——导弹可以彻底扭转战局。老弗兰茨果然不辱使命,用高超的摄影技术成功地迷惑了希特勒。 1945年4月11日,由于美国情报部门事先从纳粹的叛逃者那里得到了情报,美国大兵抢在苏联红军之前开进了这座集中营的工厂。他们立刻就被眼前出现的现代化的工作设备惊呆了。一位指挥官说:“这场面使我们想起一部乌托邦小说里描写的世界。”尽管按照事先已经达成的协议,这些设备应该交给苏联人,但美国人才不会干那样的傻事,他们悄悄地把设备全部装船,运回了美国。 纳粹火箭技术的延续 如果说珍珠港事件让美国人惊醒,那么希特勒的导弹就让孤立主义失去了最后的意义。当时,在美国有个颇有名气的孤立主义分子——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即便是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他仍未完全放弃自己的看法。1944年,他去伦敦访问,正好碰到德军V-2型火箭的轰炸。威力强大的导弹使他终于认识到,一旦人类掌握了这种武器技术,射程更远和威力更大的导弹的出现就是迟早的事情了。如果美国不能阻止这种武器的出现,就必须抢先拥有这种武器。在军事技术迅速发展的时代,孤立主义的政策无异于自取灭亡。 1945年,范登堡在参议院公开承认,孤立主义是错误的。他表示,要为国际法争取到一种新尊严和新权威。两党议员对他的转变表示热烈欢迎。后来,杜鲁门总统任命他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制定联合国宪章的旧金山会议。美国政治的这种变化对日后导弹、乃至于航天技术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展览中当然不会有这段与国际政治格局变化有关的历史。但在二战结束时的那些照片和文字说明中,却有这样一段引入深思的介绍:当那些主管导弹发射的纳粹头子被押上审判台时,人们在战犯席上却没有看到那些为纳粹辛辛苦苦研制导弹的科学家。布劳恩这个首屈一指的导弹专家主动向美军投降。几周后,人们就在美国看到了他的身影。他后来成了美国导弹技术发展的核心人物。至少有1000多名科学家、工程师或技工以各种方式被“偷运”到了美国。美国杂志《生活》后来评论说,“是纳粹的头脑在帮助美国”。 就在美国人千方百计地要搞到德国人的导弹技术的同时,苏联人也在忙着寻找德国人的导弹专家,并开出高薪来吸引他们。苏联人还把大量德军的V-2导弹的制造设备运回家去。二战结束后的第二年,一座V-2导弹的制造工厂就在伏尔加河下游的一个试验区内开工了。纳粹的火箭技术就这样延续了下去,成了影响20世纪世界安全格局的一个重要因素。 走出掩体,我又来到了新建的展览大厅。这里展出的是现代火箭技术发展历史的图片,还有登月服等一些展品。展览的主题是现代火箭、宇航技术发展史。从战争到登月,再到航天、火箭的历史,现实与未来在库波尔这个纳粹的前导弹基地中被巧妙地糅合在了一起。聪明的法国人用这样的组合提炼出了20世纪的历史精华,不能不令人佩服。

面对偌大一个对于高级管理人才急迫需求的中国市场,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学生就业难”这么快就延伸成“留学生就业难”,由此引起的惊愕,不亚于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 中国的经济正在高速发展,对技术工人到高级管理的各种人才都呈现出迫切的需求。这使得各国留学生都羡慕不已,有的香港和台湾的留学生就是瞄准了这个市场,希望能够到大陆来找一份理想的工作。他们到英国留学,不过是为了取得一张进入这个市场的通行证:他们知道大陆对文凭的重视正在日益高涨。 一个来英国读本科的学生,很可能是为了追求浪漫的理想,可是一个来英国攻读硕士的学生,可以明确地告诉你说就是为了文凭——因为在文凭的背后,就是很实在的经济收入。其中有这么一位,当他在国内获得了某热门专业的学士学位后,当时的月工资是4000元人民币,他觉得太少,就奔英国去读硕士。可拿到硕士学位之后一打听:回国后每月工资只能挣到6000元。这位先生突然觉得自己花了这么多钱到英国来读这个硕士太不划算,一咬牙:“再读个博士!”在英国本土,读个博士要四年的功夫,不是立志于将来去搞学术研究的人,一般是不会去读博的,所以留学生要读博也并不难,有的学科英国政府还承担每月1200英镑的生活费用。 可问题是:当他读完了博士回国,能不能拿上理想的薪水,恐怕还是个问题。在他出国那阵,国内正流行一种说法,说是现在1000元钱月薪的工作不好找,可是如果你手里有了一张洋文凭,就可以放开胆子去奔百万年薪。没想到才过了两年,一个新名词在中国的大地上广为流传,闹得留学生们人心惶惶,这个新名词就是:海归。有关调查结果显示:身在海外的留学生中,近九成有回国意愿;已经回国的有大约30%在6个月内没有找到工作,还有大约10.2%在1年内没有找到工作,另55.5%已经找到工作的对现在的工作不太满意,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原因是“无法施展才能”和“薪酬低”——他们中有40%的人把薪水定在1万元左右,可是实际情况却相去甚远。北京中关村“海归”跌破月薪3000元大关,一些人已经把月薪降到了2500元;成都的一位从英国回来的女生,在半年多的时间里连续报考了两次公务员、向企业递交了十多份申请、获得三次面试的机会,最后得到的那份工作,三个月的试用期内月薪只有800元,其后连同商务提成的年薪,算来也不过3—4万元。不过因为前景看好,她还是比较满意。 近年来为了鼓励留学生回国创业,中央、地方政府出台了多种优惠政策,各地还创办了各种为留学生服务的特区。为此,有两成多“海归”选择了自己创业,创业领域属于高新技术产业的比例最高,占到32.2%,其次是咨询业、教育文化行业和对外贸易业。可是很快就有专家指出:不应过多鼓励“海归”创业。中国北京望京留学人员创业园办公室负责人认为,创业园确实是扶持留学生创业的一种很好的形式,满足了一部分真正有创业愿望的“海归”的需求。可政府所能做的,就是为他们创造一个良好的创业环境而不是解决就业岗位,就业的解决最终还得靠市场。对于“海归”回国创业,北京物美商业集团副总裁吴坚忠也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社会舆论不应该过多地鼓励“海归”创业,这无形中会对他们产生很大的压力,似乎海外留学回来的就一定要比别人强。尤其是没有工作经验的“海归”,回来后最好先不要创业,而是应该先找一个企业熟悉环境。 面对偌大一个对于高级管理人才急迫需求的中国市场,我们眼睁睁看着“大学生就业难”这么快就延伸成“留学生就业难”,由此引起的惊愕,不亚于被当头浇下了一盆凉水,所有的美丽幻想都被浇了个灰飞烟灭。 这其中的原因很多。 首先,中国已经不再是百年前“幼童”时代那个极度封闭的中国,当年连林则徐这样开放的官员都不知道英国地处何方,还以为与俄罗斯毗邻。可是现在,中国已经敞开了大门,信息和网络畅通无阻,把全世界联成了一片。改革开放后学成归来的那17万留学生,很多已经被安排在国家重要的岗位上,具备了丰富的实践经验,留学生从过去的“资源稀缺”到现在的“资源泛滥”;与此并行的,是中国自己培养的人才质量不断在提高,因为熟悉国内的人文和经济环境,免去了“适应”这个重要的环节,这些都让用人单位有了更大的选择余地。 一些留学生不但学业不精,就连德性也成问题。2004年6月29日,山东临沭县对两名从牛津大学毕业的MBA提起公诉,国内传媒对于这桩案件的报道全文如下: 今年38岁的安森林是湖北黄岗人,2000年通过考试,自费去英国牛津大学攻读MBA,32岁的尚贤华是浙江湖州人,在英国攻读MBA时与安森林结识。2002年,临沭县支柱企业常林集团招揽海外人才,聘用安森林为常林集团外贸公司总经理、尚贤华为副总经理。集团对于这两位“海归”人才寄予厚望,而上任伊始的安森林和尚贤华工作也非常卖力。但在2003年,他们因涉足并不熟悉的木材市场,做下两宗生意净亏损300多万元,安森林觉得自己无法向集团交代,绝望之下,与尚贤华两人携带公司300多万元现金溜之大吉。他们于2003年的9月转道张家港飞往深圳,10月27日被警方抓获。 安森林案给人两个方面的启示:一是延揽人才不能“贪大求洋”,博士、“海归”等并不是万能的,适合的人才才是最好的;二是对于招聘的人才除了经济、生活方面给予优厚的待遇外,还要强化监督制约机制。我们还可以从这个案件中获得更多的启示:要么牛津大学的MBA课程并不见得就完全适应中国商业领域,要么这两位博士没有把“真经”取到手,所以导致了他们在木材市场上的失误。可是我们完全可以认定:牛津的教授们肯定没有教过自己的学生在生意失败后卷款潜逃。这到底是因为两位博士出国前就在中国市场上培养出这样的“潜意识”,还是他们回国后在中国特色的市场上摸爬滚打后受到了“新启发”,我们不得而知,反正中国这个市场改造人的能力,实在是不可低估。 中国的市场很大,所以才有那么多的留学生把目标定在商界。可问题在于:在中国的商界里摸爬滚打出来的老总们,不一定就迷信文凭。比如19岁的项黎并不喜欢读书,但是肯定会继承父业当上一个大企业老板。他最崇拜的偶像,是金庸先生在《鹿鼎记》里写的韦小宝,最讨厌的人是学校里的老师,最瞧不起的就是留学生中的“挣文凭派”——因为那些比他能读书、来到英国拼命挣文凭的留学生,很多人就是为了将来能够在他这样的公司里,谋求一个职位。项黎说:“到那个时候,我或许会招聘一些硕士博士甚至是博士后,可是我看重的不一定就是他的文凭。不管什么样的 文凭,如果在三个月之内没让我的公司见到效益,我就要请他走人。” 在这个“万般皆下品,唯有文凭高”的时代,我们很容易对项黎的话嗤之以鼻。可是不要忘了,和那些从中国校门跨进英国校门的人相比,已经涉足商界的项黎起码能够代表一部分业主对于人才的价值取向。当然了,项黎的层次的确不高,他的“三个月见效益”的话也实在不很内行,不过别忘了像他这样“生下来就要当老板”的年轻人从小就在商界耳濡目染,对于个中的利弊知之甚深,其中的优秀者往往怀有超越上一代的雄心壮志,不是其他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同龄人可比。所以即使那些学历很高的职业经理人,也未必就是他们的对手。现在中国企业的老总们,接班的儿女从企业的最底层的岗位上锻炼的时间,与企业的规模成正比。像万向、广厦这样规模的企业集团,接班人可能要花上8-12年时间在实际工作中去锻炼;一些规模在几亿到20亿之间的知名民营企业,接班人锻炼的时间得要3-5年;就连一些普通的中小民营企业,也需要一到两年。其中万向集团老总鲁冠球的儿子鲁伟鼎,从小虽然聪明却不喜欢读书,高中还没有毕业就被父亲送到新加坡去学了半年的企业管理。后来一直在企业各个岗位上轮班,到21岁的时候,同龄人还在大学里寒窗苦读,他已经担任了万向集团的副总裁,两年后转正为总裁,5年后才去美国留学。在他任职的10年中,万向集团完成了由普通的民营企业向国际性现代化企业的转变,到2003年,集团的销售额达到130个亿,利税10多个亿,他本人也荣任团中央候补委员、全国青联委员。 那些仅仅因为手中有了个洋文凭的人想要到这样的企业求个几十万百把万年薪,恐怕得好好掂量掂量。 投靠企业不顺,还可以去机关,现在从中央国务院到地方的公务员甚至事业单位用人每年都公开招聘。有些企业工资虽然很高,却没有医保和社保,而这一切国家机关都有;这些年提倡“高薪养廉”,很多财政收入丰厚的省市还有数额不低的“阳光工程”,最近又在酝酿“用车补贴”,算起来收入不见得就比企业差。再说国家机关用人规范,想来不像老板们那样“难伺候”,一句话不合适就炒你,工作不但稳定,还可能要轻松一些,再说自己有留学背景,还可能提高被提升的几率。于是在很多事业单位和公务员招聘的报名队伍里,都出现了想从企业“跳”出来的“海归”,可是当他们揣着洋文凭去报名的时候,才发现事情并不如想象的那么简单: 第一,按照国家公务员管理办法的规定:主任科员以下的非领导职务,应聘者年龄在35岁以下,学历大专以上即可,个别特殊岗位学历要求硕士以上,博士报考的年龄可以宽限到40岁。这样宽松的招聘条件中,没有一个字提到对“洋文凭”的优待,显然是一视同仁。 第二,所有的应聘者,都要经过国家严格统一的公务员考试。就拿成都市2004年公务员招聘的报名情况来看,只有那些在379名或者是369名应试者中脱颖而出进入前3名的,才有可能进入只录取一名的面试。“洋文凭”在此期间依然起不了什么作用。 第三,即使进入了面试,招聘单位重视的大多也是实际工作能力。很多“洋文凭”的持有者,都是从中国的大学直接进入外国的大学,不但在国外没有什么实际工作经历,对于中国本土的情况也很陌生,要想在这样的招聘中获胜,非得下大工夫才行。某市外事部门礼宾处招聘口译人才,应聘的三个留学生全部落榜,输给了本土大学生。其中一名法国留学生总分和多项分数都在第一名,偏偏专业分——即口语输给了第二名,原因是第二名已经在口语岗位上工作了三年,期间陪同省市领导去欧洲多个国家出访,口语水平还受到过法国总统希拉克的夸奖,没有实践经验的法国留学生再是优秀,想来也不是他的对手。 以上这些都说明中国的人才市场,已经在教训中逐渐成熟,其进度令留学生及其家长们始料不及。可是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至今少有人在讨论中提到:海归和“环境”到底谁改造谁。 许多海归出国求学的原因,主观上是希望改变自己的处境,由于不能在国外就业,这个目的就变成了得在客观上改造国内的环境,有学人之所以为众多留学生出国而欢呼,也是相信他们将是改造中国环境的一大生力军。可是个人与环境的抗争,不但需要实力,而且还需要付出代价。好多急于收回“教育成本”的人,恰恰对此没有思想准备。我回国后见到一个在国内的武术比赛中获得过冠军的年轻人,到英国学了“体育管理”之后,信心百倍地去应聘中国2008年奥运筹委会的一个机构,没想到人家对他的考核是看一分钟能够在电脑上打多少字,气得他拂袖而去:他们到底是聘我去与世界接轨,还是聘我去为他们打字的?我问过一个在英国拿到“公共事业管理”硕士文凭的留学生:你出国到底有什么收获?他说一是出去见了世面,二是花了一大笔钱拿回一个洋文凭,至于在国外学习的那些东西,基本上没用。首先,西方的历史和文化都与中国有着很大的不同,行政制度更是本质上有区别,回国后即使能够通过公务员考试这一关,进入政府机关工作,也不过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小跳蚤”不可能去掀起大铺盖,着手进行什么改革。可是我的那些从俄罗斯或者是阿拉伯国家来的同学就不同。他们本身就是现行政府某一级的官员,由国家出钱来到英国,学习一年并且在英国的政府里实习一年,任务就是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回去着手一定程度上的改革。他们才能够真正的“学以致用”。 即使是那些有资历有威望的人物,在与环境的抗争中也未必能够轻易胜出。2005年3月,传媒爆出一条消息:清华名教授陈丹青愤然辞职。陈丹青,1980年以《西藏组画》而名声大噪,与罗中立的《父亲》一起并称为中国当代美术的里程碑;2000年,移居纽约18年且事业有成之后,作为“百名人才引进计划”中的一员,成为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特聘教授及博士生导师。回国的时候他曾经相信:自己在体制外受得了,在体制内也应该受得了。没想到在连续5年的挣扎之后,他不得不因为无法忍受学术行政化和办学教条化而愤然辞职。连陈丹青这样大名鼎鼎的艺术家都被磐石般的体制“逆淘汰”,更不要说那些“底气”不足的留学生了。 不过话又说回来,当今中国的政坛上,50年代留学苏联及东欧的一批官员已经悄悄隐退,号称百万之众的“第十代海归”中的佼佼者已经进入高层,而他们的留学地点大都是欧美。有评论认为,他们“具有国际视野,熟悉市场经济法则,民主和法治意识和创新能力都受到过更多的锤炼……”,他们步入政坛,显然是新一代留学生的福音。和很多国家一样,中国近年来加大了公派留学的力度,派去的大都是在基层工作过一段时间的中青年官员。他们有着强烈的进取精神,深知中国需要什么,也深知自己需要什么。他们中的很多人,能够在不长的留学时间里抓住问题的要害,不少人回来之后,很快就在工作中做出成绩。

2002年9月,心怀着美好的梦想,朱力亚从中专被保送到武汉某大学,开始谱写人生的新篇章。一次邂逅,一段异国恋情,却让她成了艾滋病毒携带者。当真爱变成死亡的陷阱,生命面临分分秒秒倒计时时,她该如何在这双重的困境中突围?是从此投入人海隐藏这可怕的事实,还是挺身而出公布病情,让自己成为一面镜子、一记警钟。朱力亚的选择让千万网友震撼…… 20004年4月3日 阴 早上,马浪走了。我却没有去送他,原因很多:他不同意我送他;我也怕送他时自己会难受;我早上还有课。所以由于种种原因,我终究没能去看他最后一眼。不知他上飞机时的表情是什么样的,我每天都在想象他离开时的神情…… 马浪走后,我就都在期盼他快些回来的,等到他回来时,我要给他一个惊喜,要给他一个全新的自我,要给他…… 下午,我和班上几个同学在外交办公室帮忙,一个室友急匆匆跑来找我,说系里打电话过来有急事找我,让我马上去一趟。什么事这么急啊?我一口气爬到六楼的系办公室。书记抬头看了我一眼说:“你先坐一下,我把手头上的事忙完,想跟你单独谈谈。” 跟我单独谈,有什么事啊?平常谈工作都是在这间人来人往的大办公室里,今天有什么重大机密啊?不知为什么,一种慌乱感觉涌上心头。 终于书记忙完了她的事情,并转身交代下属说:“有人来找我,就说我不在。” 就这样我们所谓的“谈心”开始了,大概聊了有一个多小时不着边际的话后,她问我:“你是不是有个外国男朋友啊?” “是。”我用惊奇的目光看着她,并回答着。 “你们到什么程度了?有没有发生关系?” 书记怎么会问这个问题,难道学校知道了我谈男朋友的事情?可是这也没什么的呀,况且学校其他学生干部也基本都有异性朋友。但是为了保护自己,我骗她说:“我们只是普通的朋友关系,并没有发生关系,有什么事吗?” “你知道吗,他今天早上已经离开武汉了。” “这个我知道,昨晚他告诉我今天要去北京,到大使馆办点事。” 沉默了片刻后,书记严厉的目光注视着我:“你告诉我实话,你们之间到底有没有发生性关系?” “没有。”我依然坚持着自己的谎言。 “你知道吗,他感染上了艾滋病,并且已经发病了,今天早上已经被送回国了。”书记严肃但又平和地对我说。 这句话如同晴空霹雳,一种天旋地转的感觉马上笼罩了我。我瘫倒在地上,突然间我的脑子里一片空白。甚至我认为书记是在跟我开玩笑,但残存的一点意识告诉我,书记不会开玩笑。 “是不是他活不了多久了?”我微弱的声音在嘀咕。 书记怜惜地看着我:“我也不太清楚。” “他得的不是艾滋病,他只是得了重感冒而已,你们不能这么诅咒他。”我抱有一丝希望地说。 “你骗得了别人,又怎么能骗得过自己呢?”书记眼睛里满含泪水。 “我没有骗我自己,他就是重感冒,而且我早就知道的。”我几乎泣不成声。 “你现在必须说实话,你们到底有没有发生关系?”书记突然又问。 我能给她肯定的回答吗?承认了我就什么都没有了:学校会开除我,我的人生也就彻底完了。所以我不能跟她说实话。 “我们没有发生一次关系。”我在坚持我的谎言。 “真的?你说的都是真的?”书记用怀疑的目光看着我说,“他今天早上已经被送回国了,也就是因为艾滋病才被送走的。” 我的心一下子像被掏空了似的,胸口闷得都喘不过气来。艾滋病有三个重要的传播途径,我就占了其中的一条,就算我没有被感染上,那他也活不了多久了。马浪就快要死了啊!早上才刚走的,刚才我还在想要等他回来呢!如今,我脑子一片空白。整个天就好像要塌了一般。只觉得我的眼前黑乎乎的一片。我的眼睛里已经看不到一丝光明了。 2004年4月5日 雨 我好希望自己没有被感染啊!可是一想到马浪生病时的样子,我心里就痛得要命。那时的他已经到了发病期了,而他的一系列的症状都证明他是一个高度患者,而我们又发生了几次关系。他所携带的病毒含量一定很高,也就是说我很有可能逃不掉了。 尽管一切的事实似乎都在证明我已经被感染了,但是天地万物,谁会没有求生的欲望啊!我本来就是一个心里装不下事的人,不去检查,我就会一直生活在痛苦中,去检查,又害怕结果是阳性。去还是不去?这个矛盾心理一直折磨着我。 无论黑夜多么漫长,朝阳总会冉冉生起;无论风雪怎样肆虐,春风终会缓缓吹拂。而对年轻的我来说,当挫折接连不断,失败如影随形时,当命运之门一扇接一扇关闭时,我们永远也不要放弃,因为总有一扇窗会为你打开。天哪,到这个时候了,我居然还会拿我以前写的作文来鼓励自己,其实我也知道,这只不过是在自我安慰罢了。是呀,我一向是坚强的,但那是面对学习及生活上的一般困难,可现在呢,现在面临的是要和死神接吻。我还能坚强下去吗? 尽管我知道我将无法承受那个不好的结果,但在没有确诊之前,总还是有一丝希望的。如果确诊我没有被感染,还可以消除我心里的负担。我总是在想,像我这样一个善良的人,又没有做什么伤天害理的事,老天怎么可能对我这么不公?我只不过想拥有一段美好的爱情,就让我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我的命运怎么会这么不好?我不愿承认,更多的是不敢承认这个几乎是定局的事实。在经过一番激烈的心理斗争,我最终决定去做检查。 检查是系书记带我去做的。那天下着小雨,但是风很大,心里心外的冰冷让我机械地跟着书记到了疾控中心。我已经没有一点独立思维的能力,完全像一个机器人一样把整个人交给别人去操作。一个医生带我去抽血,然后她又让我跟着她回到刚才的办公室。这里书记正跟医生谈着,我进去后,一位自称姓祝的医生客气地让我坐下,然后说想了解一下详细情况。 我好累啊!我这已经是第三遍在讲详细情况了,第一遍是系书记,接着是学工处处长,现在又面临医生。初次见面,又是面临艾滋病的问题,我当然不太相信她。由于书记在场,我必须老老实实回答所有她提的问题,我脑子很乱,也不太清醒,但当她问到我的家在哪里、联系电话的时候。我像是被人用火红的烙铁烙了一下似的,现在我是清醒的,我理智地告诉她:“这个问题我可以不回答吗?因为我绝对不能让父母知道这件事,直到我死去。”书记没有办法,也就不再追问了。其实关于我的联系电话,我的入学情况表上有,但不知此刻她是不是想到了。我真担心这个问题。我害怕学校打电话把我的情况告知我的父母。 书记一直陪着我,医生了解到的情况跟我向学校领导讲的几乎一 致。我的谎言也误导了医生,她们也认为感染上的可能性很小。就这样我们在焦急地等待结果,确切地说是我在等待死神的到来。就在等待的这一段时间,我还是很希望得到一个好的结果。就这样,我在祈祷中迎来了拿着可怕单子的医生。她用刺眼的目光看着我说:“是阳性。” 这就是结果,我,朱力亚,一个原本前途美好的大学生,现在却变成了一个艾滋病感染者,不会活太久的。天啊!我的祈祷,你们没有听到吗?我求生的欲望你们体会不到吗?为什么让我的命运就此被按下终止键?为什么要让我面临即将到来的狂风暴雨,一次难道还不够吗?我的爱情没有了,难道我连生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2004年5月1日 晴 学工处处长找到我,又一次提到让我休学,回家休息一段时间。长期受着艾滋病肉体与精神折磨的我早已经疲惫不堪了,整个人真的如行尸走肉一般,一直以来在别人面前伪装的我实在是撑不下去了。后来我就答应回去休息一段时间,等过一段时间再返校。学校现在最想做的安排就是让我回家,至于我回家以后是不是还要来,那就是以后的事情了。 如果是以前,听到回家的消息我会高兴得像个小孩。以前每到放寒暑假的时候,我就早早地收拾了行李,想着回到家时爸妈那高兴的样子,忙着给我做好吃的那种情形,我又一次沉浸在那种归家的甜蜜中了。可是思绪又马上会被残酷的现实给狠狠地拉了回来,现在变了,一切已经物是人非了。突然有一种想让时光倒流的感觉,如果我没有碰上马浪,如果没有那段看似美好的异国恋情,如果当时我不那么放纵自己,如果当时我保守一点,那现在就不会出现这样的结果了。现在,只有恨我自己了,自己酿的苦酒现在只有自己喝了。此时此刻我的心里被后悔、自责、伤心、无奈、愧疚、绝望占得满满的,没有任何其他的余地了。 我真的感觉到累了,一点力气都没有了,因为我已经厌倦了伪装的生活,确实需要一个人好好地静静了。 2004年6月4日 晴 今天刚吃过午饭,忽然听到父母谈话:“女儿现在长大了,也成熟了许多,很多话都不再跟我们讲了。”我的心里猛地一惊,控制住急促的呼吸仔细听,传来一阵笑声。爸爸说:“不像以前,唧唧喳喳,家里老没个安静。现在突然安静下来,我们倒还不习惯。”听到爸爸这句话,我的心碎了,我不清楚如果年迈的父母知道我得了艾滋病,并且生命危在旦夕的时候还能否挺住。想想,真的好无奈,让我害怕的不是艾滋病病毒,打败我的也不是艾滋病病毒,而是一种精神的折磨。 渐渐地父母也感觉越来越奇怪,因为我一向是爱干净的,喜欢布置环境,增添装饰。而现在呢,起床时连被子都不叠了,自己卧室的桌子上都落了一层尘土,床上用来催眠的杂志更是狼藉一片。最明显的是我的头发越来越没有发型,更别提化妆了,有时连脸也懒得洗。更让父母起疑心的是,回家一个多月以来,我居然没有翻过一次英语课本,连平时看英语频道的习惯也没有了。偶尔他们帮我打开,我也会在他们转过身之后立刻更换到其他频道。 不看英语课本,不看英语频道,是因为自从我得知自己感染上艾滋病之后,我对英语有一种莫名的成见。要不是我的英语成绩好,我就不会在中专时就过四级,更不会成为保送生,更不会到这里来读大学。英语不好,也就不会在第一次见到马浪的时候就帮他翻译了,也就不会陷入爱情中了,自然也就不会感染上艾滋病了。有时候,我自己都在抱怨自己,“都是英语惹的祸。”只要有英语单词的书一概不看,说英语的频道立马就换。在离开武汉之前,当时花高价买的英语复习资料也全部搬去卖了几毛钱一斤的废纸。从那时起。我的心态已经不正常了。 每天都不能够做真正的自己,真的是好累。我感觉自从知道自己感染了这种病之后,整个人生就彻底改变了。我感觉继续再去学习,再去做什么事的话,已经完全没有任何意义了。 于是,我整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蜷缩着身子蹲在一个小角落里发呆。 2004年10月8日 晴 痛苦中的我真的找不到任何解救自己的办法,我不知道那么多的艾滋病患者是如何跟病魔斗争的。他们到底是凭借什么力量活下去的,为什么我却做不到呢? 经桂希恩教授的介绍我认识了志愿者小白,从他的口中知道了艾滋病高发区——河南省文楼村。过两天他要去那里考察艾滋病的情况。 我突然有了去一趟河南文楼村的想法,我想看一下和我同病相怜的人是怎样生活的。有了这个想法后,我开始准备将之付诸行动。 先是和学校的老师通了话,经学校同意以后,我们就出发了。 经过六个多小时辗转的火车、长途汽车、三轮车之后,我们到了目的地。我急切渴望看到那些和我同命运的朋友们,我也在心里预测,他们都已经发病,现在的样子一定很恐怖。坦白地讲,我对艾滋病并不怎么了解,起初就知道没有药物能够把它治好,是一种不治之症,感染上就等于与死神牵手了。通过在媒体宣传中逐渐了解到,发病后的病人普遍淋巴结肿大,肠道感染的腹胀很厉害,还有全身的麻疹……我有时特别害怕,想想自己以后发病时恐怖的样子,我浑身的汗毛都竖起了。我又开始乞求上天了,乞求上天在我发病之前就把我的生命拿走。 自从我得知感染艾滋病病毒以后,一直相信科学的我不知为什么变得有点迷信了。有时候乞求上天的保护,有时候又在乞求上天早点结束我的生命,也许这就是人在极为矛盾状态下的一种奇怪心理吧。也可能是人在最无奈时,在随便寻找一种精神的寄托吧。 我们进了文楼村,本来就比较窄的小路上堆满了柴草,除了偶尔一两声狗叫声之外,显得特别清静。小路两旁是农户,基本都没有围墙,院子里的一切尽收眼底。经过一个小卖部的门口,围着一群人很热闹,有的打牌,有的下棋,有些妇女在织毛衣,还有的抱着小孩闲聊,他们看起来都很会享受生活。我丝毫没有看出有什么不对劲。 走过去后,小白告诉我,他们都是感染者,连怀里抱着吃奶的小孩也是。我不由得心里一惊。我问小白:“他们发病了没有?”“当然发病了,都10年多了,生活也不好。”他说。我天真地又问:“那怎么看不出来,好像跟正常人一样。”小白没有说话。 小白带着我先去看了卫生院,由于病人多,病房住不下,连院子里也搭起了临时床。病人都在输液。接着我们又去了他比较熟悉的一些感染者朋友的家里。 第一家是艾滋病人巍巍,7岁的孩子,个头只有正常孩子的一半,体重只有28斤,是通过母婴传播感染的。这个可怜的孩子一出生就携带艾滋病毒。我去的时候,他在门口拿个玩具汽车在摆弄。我跟他打招呼,他没有理我,我给他零食,他仍 然没有理我。我们在屋内谈话,他自己玩累了,就自己爬上用两张长凳支撑的床,不哭也不闹,自己睡下了。我的心里揪成一团,这哪里像是一个7岁的小孩?分明就是一个历尽沧桑的老人。原本这个年龄段的小孩正是天真好动的年龄,但残酷的艾滋病毒剥夺了他童年的快乐。也许他不会了解什么是艾滋病,别人也不会告诉他将会成为这个病的俘虏。但是他已经发病,他知道自己全身痛,他知道累了就需要休息。 这些可怜的由于母婴传播感染的孤儿,残酷的现实不允许他们长大,他们来到世间注定还来不及看看世界和人生怎么回事,就又要离开,而且在离开这个世界之前还要受一番苦。他们才是真正的弱者,没有钱,没有知识,没有见过世面,在那里自生自灭。家里连10块钱都拿不出来是什么感觉?他们更像生活在地狱里,他们更需要帮助。此刻的我心里猛地一震,我是不是应该在自己有限的生命里做一些善事,不为别人,就为了那些与我有着共同命运的弱者。我要为他们做些什么。 看到那一幕幕,这个念头就一直强烈地在我的心里闪动。当时我在想,我没有能力去救这些艾滋病人,但我有能力帮那些可怜的健康孩子们。如果他们不能受到很好的教育,将来又是一条绝路。即便不卖血,也是生活在社会底层,也会发生很多难以预料的事。 文楼村平均每家都有病人,我们看到了躺在床上骨瘦如柴,痛苦呻吟的老人,正是年轻力壮却被病毒折磨得连走路都没有力气的中青年,更残忍的是还未成年就被剥夺了生命乐趣的孩子。 在文楼村一家最多可达十个病人,夫妻双方,甚至小孩都是感染者。我看到一家,老太太今年75岁,照顾未成年的三个孙子、孙女,其中两个孙女也是感染者。她有四个儿子、媳妇都是卖血感染的,现在都已经过世。“这就是孩子们卖血盖的房子。”我照着老太太手指的方向,房子明显已经旧了,屋内一片凌乱。如果不是贫穷,他们就不会去卖血,就不会这么早丢下年迈的母亲、未成年的孩子以及自己用命换来的空荡荡的房子。 老太太看到我,哭得很伤心,拉着我的手叫闺女。我的心也碎了,她大概不知道我和她死去的孩子是相同的命运。我也看到了自己的将来,父母的将来,在若干年后父母也许就像此刻站在我面前哭泣的这位老太太一样…… 想着想着,我的鼻子一酸,眼泪就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流了下来。 当时一个念头在我的心里萌生:我要用我的力量唤起社会对艾滋病患者的关爱,我要用我的能力去改变这里孩子的命运。 2005年5月15日 晴 日子就这样一天天地过着,虽然我知道我剩下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是不应该这样消耗时间的,但我又不知道做我想做的事情该从何做起。 世界上没有任何一种疾病的威力能够比得上艾滋病,它可以让众多的患者如此痛苦、绝望,甚至摧毁年轻的生命…… 艾滋病是一种慢性消耗性疾病,它可以把一个人从精神、灵魂到躯体全部都控制,足够让一个人对生活彻底绝望。 艾滋病可以让一个正常人彻底绝望,放弃一切追寻的梦想,真正做到与世无争。 我要做点什么?这个念头一直在我的心里闪着。我是由于当初的无知,不太了解艾滋病知识,不懂得自我保护,导致生命那么早就走向了尽头。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更多的年轻生命重蹈覆辙,于是更加坚定了公开身份的想法。我深信:如果用公开我一条生命的悲哀,能够唤醒一个正在犯错或者即将犯错的年轻朋友,挽救一个年轻、鲜活的健康生命,那么我公开身份是值得的。我不乞求别人的同情和怜悯,我只是希望健康的朋友能够走进感染者的内心世界,倾听他们微弱的声音,求生的声音,感受一下他们的痛苦和绝望,寻找自己内心的平衡点,珍惜自己的生命,珍惜健康的每一天。 我要把我的日记传到网上,让更多健康的人看到,为的就是让他们了解一下艾滋病患者是如何在痛苦中煎熬的,让他们更加热爱自己健康的生命。 一旦决定要这样做时,心里又有一些动摇了。万一父母看到了我的病情怎么办?不过转念一想,在父母生活的圈子里,是不可能接触到网络的,所以又不是那样担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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