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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肃甘谷毛家坪遗址发掘成果,陕西首次发掘明

文章作者:快三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09-11

  直立人是人类演化史上非常关键的一个种。他们最早开始用火,以狩猎作为生活的重要部分,他们可以制造石器,还能像现代人那样奔跑。

发掘单位: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

  日前从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了解到,考古工作者对陕西绥德县满堂川镇圪针湾村的一组佛窟遗址进行了抢救性发掘。这是陕西首次发掘明代土洞式佛窟遗址。

  2012年,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在河南栾川孙家洞进行抢救性发掘,在原生层位发现了古人类化石。尔后,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与洛阳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合作,在其中惊喜地发现了十分珍贵的直立人儿童化石。近期,这一研究成果发表在了《人类学学报》上。

发掘领队:梁云       

  这组洞窟共有礼佛窟2座、龛式窟3座、僧房窟1座,均坐北面南,是开凿于黄土断崖上的土洞窟,自东向西排布。其中在3座小型龛式窟内发现10件石质造像龛、圆雕石造像、泥质塑像头部及石供器,部分造像及造像碑背后可见“天宝”纪年题刻。

  古老儿童生长发育接近现代人

    毛家坪遗址位于甘谷县盘安镇毛家坪村,东距县城25公里;分布在渭河南岸的二级台地上,与今河道相距0.5公里,其间有陇海线穿过;南靠丘陵,东部有冲沟,西边不远为渭河南岸支流南河。遗址东西约500—600米,南北约1000米,面积约50—60万平方米。遗址分沟东和沟西两部分,沟西的北部及西部为居址区,大部分被村庄叠压,沟西的南部为墓葬区;沟东部分主要为墓葬区,严重被盗。遗址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遗址内最大的一座洞窟位于遗址中部,进深5.7米,其后部开龛,龛后部高台上塑三佛并坐,窟内还有多尊塑像及大幅壁画,还发现汉画像门扉、纪年石柱身、石兽墩等。

  对现代人和现生灵长类研究发现,现代人具有独特的牙齿生长模式和生活史,明显区别于其他灵长类动物,表现在牙齿萌出顺序不同、恒齿萌出时间及间隔延长、第一臼齿萌出年龄延迟、儿童生长期延长、性成熟晚、首次生育年龄大、寿命长等特点。

  
    1982、1983年甘肃省文物工作队、北京大学考古学系两次发掘了毛家坪遗址,在遗址沟西的墓葬区共发掘土坑墓22座。在该遗址主要发掘到三种文化遗存:以彩陶为特征的石岭下类型遗存,出土陶器有钵、盆、罐、釭、尖底瓶、器盖等;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周代秦文化遗存(“A组”遗存),出土陶器有鬲、甗、盆、甑、豆、罐、瓮等;以夹砂红褐陶为特征的西戎文化遗存(“B组”遗存),遗物有分裆袋足鬲和双耳罐,年代为春秋中晚期至战国时期。发掘者将秦文化居址遗存之分为四期,认为年代从西周早期延续到战国中晚期;将墓葬分为五期,分别相当于西周中、西周晚、春秋早、春秋中、春秋晚及战国早期。由于发掘的西周墓均西首向、屈肢葬,与关中地区的东周秦墓的传统葬式相同;墓内出土的鬲、盆、豆、罐等陶器亦与后者的同类器一脉相承,故赵化成先生判断其为西周时期的秦墓,并把居址的文化遗存(A组遗存)推定为西周时期的秦文化。毛家坪的发掘把秦文化的编年猛然推进到西周时期,开辟了考古学上探索早期秦文化的先河,在学术史上有里程碑的意义。

  据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人员介绍,这组土洞式佛窟遗址保存了礼佛窟和僧房窟的组合,由于掩埋较早,除局部破坏和坍塌之外,整体上完整保存了明代中期造像、壁画、洞窟形制的原貌,具有重要的考古和文化遗产价值。石窟所在地距黄河较近,处于陕西、山西、内蒙古交通要道上,为研究明代中期这一地区的地理交通、佛教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宝贵的资料。

  而现代人独特的牙齿生长模式及生活史,在人类演化过程中何时出现,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至今科学家仍没有找到答案。该研究指出,其中一个主要原因,是缺乏足够的各阶段、各类群的幼年化石材料。

  
    近年整理的清华简《系年》云:“飞历(廉)东逃于商盍(盖)氏。成王伐商盍(盖),杀飞历(廉),西迁商盍(盖)之民于邾(朱)圄,以御奴虘之戎,是秦先人。”飞廉即蜚廉,商盖即商奄。李学勤先生将楚简中的“邾圄”隶定为《汉书?地理志》天水郡冀县的“朱圄”,在今甘肃甘谷县;认为秦人本是来自山东的商奄之民,周初成王时被迫迁徙至甘谷的朱圉山一带,谪戍西方御戎。李先生的看法影响很大。毛家坪遗址在朱圉山附近,那么毛家坪秦文化遗存是否属西迁的“商奄之民”?

(文章来源:新华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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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需再次发掘才能确认。此外,早期秦文化的编年、甘肃东部的西戎文化等重要学术问题也要求再次发掘毛家坪遗址,以获得答案。 

  1984年在肯尼亚北部特卡纳湖西岸,科学家发现了死于160多万年前的直立人“特卡纳男孩”,当时推测他的年龄为9岁。这个发现曾轰动一时,因为他是目前为止人类发现的最完整的古人类骨骼,包括头骨片、下颌骨、牙齿、臂骨、腿骨、脊椎骨、肋骨、骨盆。

  
    2012年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对毛家坪遗址进行勘探发掘,共钻探面积28.8万平方米,发现各类墓葬731处。遗址以一条自然冲沟为界,分为沟东墓葬区和沟西遗址区。依据钻探情况,在遗址区内有针对性地选择3处地点进行发掘,分别命名为A、B、C发掘点。

  再比如,西班牙阿塔普埃尔卡山格兰多利纳洞穴中曾被发现了人类最早达到欧洲的证据,距今80万~120万年的“先驱人”。其中,大部分个体属于儿童,包括前额骨、一个完整的面部骨骼、下颌、牙齿、手臂和脚以及膝盖骨。许多骨头上面布满划痕,科学家认为它们是被石制工具所切削过的。

 

  但中科院古脊椎所研究员赵凌霞表示,“至今这些儿童的生长模式是否与现代人一致,科学家还难以确定,因为更多儿童及未成年化石发现及其年龄鉴定是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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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此次在栾川孙家洞中,考古学家总共发现了6件古人类化石,包括上颌残块、下颌残块和4枚牙齿,分别是上颌第二前臼齿、下颌外侧门齿、2个下颌第二臼齿。这些化石分别属于三个个体,其中有两个是未成年个体。

 

  科研人员根据这些儿童标本的观察分析,特别是上颌、下颌两件标本,发现其第一臼齿刚刚萌出时间不长,仅有轻微程度的磨耗,牙根还在生长之中,同时牙床中还有未萌出的牙齿正在生长之中。初步推断,牙齿发育阶段与6~7 岁的现代儿童相当。另一单颗牙齿,从牙冠和牙根发育状况看,则估计相当于现代人11 岁左右的青少年。

  
    A、C点位于沟西居址区。A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北侧,布探方6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50平方米。C点:位于遗址沟西居址区的北部,1983年发掘点西侧,布探方4个,每个探方为5*5米,发掘面积100平方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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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点:发掘从2012年7月24日开始,历时4个多月。A点探方深度均超2米,地层可分9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a、 ②b层,近现代垫土层;第③层,战国时期文化层 ;第④a、 ④b层、第⑤a层 ,春秋时期文化层; 第⑤ b、⑥层 ,西周晚期文化层。发掘灰坑140多个,第②a、 ②b层、第③层下的灰坑属战国时期;第④a、④b层下灰坑属春秋时期;第⑤a层下大部分灰坑属春秋时期,少数灰坑属西周时期。第⑤ b、⑥层 下均为西周单位。发掘土坑墓4座,2座属春秋时期,2座属西周时期。发掘得到的大量绳纹灰陶片,从器型看有鬲、盆、豆、罐等,属于秦文化遗物,年代主要属于东周时期。在第②层、第③层下的某些灰坑出夹砂红褐陶的铲足分裆鬲、双耳罐,属于东周时期西戎文化。值得注意的是,在第③层和第④层之间还有一层踩踏层(编号L1),在各个探方中都有分布,厚30—50厘米,在探方区西边有清晰的界限,表明这是一处古代的小型广场,是附近人们举行公共活动的场所。据出土物判断,广场属战国时期。但由于发掘面积有限,广场的其他三边界限及范围还不清楚。   

  根据赵凌霞的介绍,栾川古人类儿童的第一臼齿萌出年龄接近6岁,而且第一臼齿和第二臼齿的萌出时间间隔比较长,这两项重要生理指标揭示了,栾川直立人儿童的牙齿生长模式已经与现代人接近或者相当。

    C点:地层可分7层。第①层,耕土层;第②层,垫土层;第③层,扰土层;第④~⑥层,东周时期文化层;第⑦层,仰韶晚期文化层。在第⑥层下灰坑约70个,部分属东周时期,部分属西周时期。发掘土坑墓3座,均属春秋时期。发掘得到了大量以绳纹灰陶为代表的秦文化遗物。
     
   
    B点位于沟东墓葬区,发掘墓葬21座,车马坑2座,发掘面积约250平方米。其中战国时期墓葬11座,春秋时期墓葬10座。洞室墓5座,竖穴墓16座。竖穴墓仅1座长度超过3米,其余均在3米以下。死者均采用屈肢葬式,头向西,为典型的秦人葬式。出土铜器有铜戈、铜镞、铜牌饰、削刀、带扣等,陶器有鬲、鼎、盆、豆、罐、壶等,还有绿松石、炭精、料珠、石圭、石玦等饰件。发掘的两座车马坑均为一车二马,马东车西,马位于车辕两侧系驾位置,采取跪伏姿势,为杀死后处置的。双轮独辀车,车横、车轭、车辕、车轮、车毂、车轴结构清晰。K1001坑内有殉狗和殉人,K1002的车横上放置一柄长矛,很可能属于战车。这是甘谷县境内周代车马坑的首次发现,弥足珍贵。
  
   
    2012年的勘探发掘确定了遗址的范围和规模,遗址面积不少于60万平方米,远远超出了原先的估计;遗址的墓葬总数可能近千座。如此规模的遗址在甘谷县境内是绝无仅有的,再考虑到其地理位置在战略上的重要性,毛家坪遗址应可以与古文献记载的某处历史名城或县邑对应。甘谷县秦时为冀县。《史记?秦本纪》记载:“秦武公十年(公元前688年),伐邽、冀戎,初县之。”秦武公攻伐当地戎人后建立了邽县和冀县,为秦国最早设县,是郡县制的滥觞,在历史上有深远的意义。
毛家坪遗址以周代秦文化遗存为主,年代从西周延续到战国。从年代、地望及遗址的规模来看,毛家坪遗址极可能是秦武公所设冀县的县治(县城)之所在。
  
   
    清华简《系年》记载西周初年(约3000年前)秦人从山东西迁到朱圉(今甘谷朱圉山附近)。毛家坪遗址就在朱圉山附近,这条记载是否可靠需要通过发掘才能验证。不管怎样,毛家坪遗址位于秦人西迁的必经之路,对探讨嬴秦西迁的时间、路线有重要意义,在早期秦文化研究上有重要地位。
   
   
    在毛家坪遗址出土了大量的东周时期西戎文化的遗存(B组遗存),这些遗存在居址和墓葬中往往与秦文化共存;说明除了秦人之外,当时的冀县还生活着不少戎人。这些戎人被认为是《史记》所记载的“冀戎”。遗址的发掘对探讨当地乃至渭河上游古代民族分布、生活,以及民族融合过程有重要意义。(梁云、侯红伟、游福祥、张晓磊)

  “考虑到现代人和现生灵长类第一臼齿萌出年龄与其生活史重要参数,比如新生儿脑量、成人脑量、幼儿生长期、青少年及性成熟年龄、初次生育年龄、寿命等有密切相关性,初步推测栾川直立人可能已经具有了接近或相似于现代人的生长发育模式和生活史特点。”

  不过,赵凌霞也提到,想要真正了解这一古老型人类的生长模式和生活史特征,必须对栾川儿童的年龄作更精确的鉴定,借助无损微观技术进一步观察其内部的结构。

  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的共性

  栾川孙家洞出土的化石中,还包含了丰富的哺乳动物化石。比如,肿骨大角鹿、李氏野猪、中国鬣狗、梅氏犀、葛氏斑鹿等中国中更新世时期常见的代表性种类,同时还有大熊猫、貘、梅氏犀、竹鼠等华南更新世常见种类。科学家也是凭此判断,栾川古人类化石的时代应该是更新世中期。

  不过,直立人与早期智人牙齿大小和形态并不容易区分,栾川孙家洞古人类究竟更接近哪一种?

  在同一时期,周口店第一地点的古人类化石是直立人的典型代表,其牙齿标本数量最多,测量数据及变异范围能够更好地反映直立人的牙齿特点。于是,研究人员首先将栾川古人类与周口店发现的直立人牙齿作比较,结果栾川人牙齿的长宽测量值均落在周口店直立人牙齿的变异范围之内。

  此外,在与更广泛的直立人、尼安德特人及晚期智人牙齿数据比较后,栾川古人类牙齿的测量值均高于尼人和智人的平均值,相比之下,与直立人的平均值更接近。因此,通过这些比较,研究人员认为,栾川古人类应该被归入直立人的变异范围。

  值得一提的是,研究人员在对这些牙齿形态进行观察后有一些特别的发现,栾川3个下臼齿后尖上有一种被称为“转向皱纹”的形态特征。这种形态特征最早是在北京周口店直立人中被发现的。

  事实上,在中国的古人类牙齿中,淅川直立人、丁村人等都有转向皱纹的特征。已有的研究显示,现代东北亚人群中转向皱纹的出现率明显高于其他地区。因此,科学家认为,下臼齿转向皱纹可能是出现于中国从直立人到现代人类各阶段人类牙齿的共同特征。

  与此相类似的,还有栾川 2 个下第二臼齿的“五尖型”,这也是中国古人类牙齿化石中常见的特征。不仅如此,这些特征还高频地出现在现代东亚蒙古人种中。

  研究人员指出,这个发现的意义在于,它进一步支持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学说。

  直立人是亚洲人的祖先吗

  这一学说与人类的起源息息相关。

  目前,学界关于现代人的起源问题长期持有两种不同的观点。最经典的当然是非洲起源说,认为解剖学上的现代人在非洲起源,然后向其他地区扩散,取代当地古人类,或者与之有少量基因融合。现有的无论是化石证据还是遗传学证据,也的确更多地支持这一说法。

  但在东亚地区,另一个学说也很受关注——多地起源。100多年前,直立人扩散到了旧世界的各个地区,他们逐渐开始演化出了现代的特征以及地区性差异,而这种地区性的差异则奠定了现代人类种族差异的基础。这种观点强调,不同地区的直立人种群与他们在当地的现代人后代在时间和空间上是连续的。

  1984年,中科院院士吴新智联合国外学者提出“现代人多地区起源”假说,特别是提出了中国古人类“连续进化附带杂交”的理论,认为中国古人类以连续进化为主、基因交流为辅。

  尽管这种观点始终备受争议,但在东亚地区,能够直接证明非洲起源说的化石证据并没有被发现。相反,更多中国境内的古人类化石证据表明,包括直立人、早期智人、现代人在演化时间分布上具有连续性,一些体质特征也有明显的延续性。

  那么,至少在东亚,人类的演化模式还远没有定论。(图片来源:中科院古脊椎所 图文转自《中国科学报》 2018-08-24第3版科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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