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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快三开奖结果早期中国城市化的起源与发展

文章作者:快三文物考古 上传时间:2019-0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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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15年4月19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陈星灿副所长与何驽研究员,应美国斯坦福大学的斯坦福考古中心、东亚语言与文化系孔子研究所、弗里曼•斯伯格力国际研究所邀请,参加“早期中国城市化的起源与发展:从一个比较视角”的国际学术研讨会。会议于19日在斯坦福大学报到,20至21日举行学术讲演与讨论。

    “5.12”汶川大地震发生以来,及时跟进的新闻报道,让全国和世界都目睹了许多地震的灾难现场和灾难现象,而且从中还看到了在大地震中人们所展现出来的人性光辉。汶川大地震给了我们一次悲痛的又是深刻而真实的地震科普教育。很多人,包括不少并不直接做考古工作的人,都不免把青海民和喇家遗址发现过的一些现象,同这次汶川地震灾区所见所闻的灾难场面联系起来,有一个相互的比照。通过这进一步直观比较,从而使我们可以更加相信和肯定喇家遗址的灾难现场就是古代地震灾害的现场。
    一
    人们最感惊异的,就是怀抱小孩和护佑孩子而被掩埋在房址废墟里的现象。在古今两个不同的现场,他们(她们)又是多么的相似!在汶川大地震重灾区的瓦砾下,救援时发现了无数起这样的感人场面。其中有父母等亲人护卫着孩子的,也有不是亲人的大人保护儿童的现象,还有很多老师保护学生的感人场面。这是一种非常伟大的人性表现,就这点上看来古今都一样。很显然,这些现象和所谓的“居室葬”,根本就不是一回事。这种现象只可能反映出那种突发灾难的真实现场和可歌可泣的人性美。
    在喇家遗址上迄今为止发现的保存下来的这种大人保护小孩的雕像一般的状态和姿势的人骨架,一共有4处这样的场面。分别在F3、F4、F7和F23的室内地面被发现,其中F3和F4分别发现的是成年女性怀抱幼孩,她们都是双膝跪地依偎在墙角壁下,紧紧搂住孩子。很自然地表现出在地震灾害发生时,人们的那种本能反应和爱护弱小的人性闪光点。还有F7的人骨现象,表现了先民向门外逃生的方向,并且在房倒屋塌的瞬间,母亲用左臂和前胸护住孩子,但身体却被塌毁下来的建筑顶部土块压成了扁体状。F23的人骨似是一位父亲,他的右臂护住小孩,整个身体被压变成了扭曲状,却仍然把孩子裹在自己身体下面保护着。在F4内,还有更多的孩子,他们依然大护小,相互佑助或偎在一起,能够看得出,当时每个人相互之间关爱的那种情景。这些都充满了人间大爱。
    当然也有不和谐的现象,在F7的门道处,好像是一个成年男人不顾他人先跑到了门口,结果还是被垮塌的建筑埋没。由于门口现存为断崖,没有能够保存完整人骨架,只残留一条腿可以作出判断。在室内还有一个可怜的小孩,被压扁在地。
    除了这些人骨架的丰富表现,还有大量人骨都有骨折现象和动作姿势严重变形、甚至极为异常的状态。这些现象最好的解释就是地震发生时人被重压或重力击倒,造成了身体的非正常受力,应该说都是在地震中被突然倒塌挤压所致而表现出来的突出特征。
    二
    喇家遗址还普遍有房址变形和坍毁破坏、大量现场坍塌堆积等现象,而且室内地面有比较俱全的残毁家什物品保留,这也应与地震突发灾难相关。同时,现场发掘中还有许多喷砂和地裂缝、地层错位等等情况。在汶川地震中,我们看到报道出来的喷砂喷水现象似乎还不多,不过从网上我们还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资料,有细心的专家在一些地方也找到了这次汶川地震的喷砂现象。“在岷江的高漫滩粉细砂分布区,发现了广泛分布的沙土液化(喷砂冒水)现象,属于典型的地震次生地质灾害”。甚至在德阳等平原地区某些地方也出现了液化喷砂现象。据认为喷砂现象一般反映强度较大的破坏性地震,如果烈度在6~7度以上就可能在适当的含砂地质构造地区的地下会造成砂土液化,随着地裂缝或砂管等孔道而喷砂到地面,形成沙丘或沙子堆积,有的还会随水流形成流沙现象。显然汶川地震的喷砂主要是在存在沙层的地带发生。喇家遗址位于黄河二级阶地上,地下有丰富的沙层结构,因此砂土液化和喷砂现象较为普遍。
    喇家遗址的地裂缝,在遗址上的发掘中,已经发现的最宽有50厘米左右的,一般在10~20厘米不等,而几厘米宽度的裂缝很多。喇家遗址地层错位最大可以达到约1米左右。在喇家遗址附近区域,从卫星图上可发现有一些明显的滑坡体,只是目前还没有进行相关的多学科考察和测定,暂时还不能够确定其时代是否与喇家遗址灾难同时。
    而相当重要甚至是更加重要的是,地震学家提供的已有科学资料告诉我们,在喇家遗址所在的附近,就有两个地震断裂带存在。它们分别是拉脊山断裂带和西秦岭断裂带,都有一部分经过或延伸到了官亭盆地西部,有可能造成喇家遗址当时的地震发生。不过要进一步判定,这仍然还是需要地震科学家通过科学的方法进行专题的研究和论证。
    三
    喇家遗址发现了明确的地震与洪水的相连续的地层关系。多学科研究表明,地震在先,洪水在后。连续的地层关系说明,地震与洪水是在比较近的时间里相伴而来的。曾经在喇家遗址环境考古会议上,有多位学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地震造成了下游堵坝,形成黄河洪水泛滥到二级阶地上。后来又有多位学者提出推测,怀疑是上游黄河被堵,随后形成溃坝从而造成喇家遗址的黄河洪水泛滥。其中包括现为青海省的一位副省长,就曾较早地提出过这样的推断。而这个说法,现在从汶川地震出现的大量次生灾害的堰塞湖现象中,得到了比较容易理解的支持,也成为了目前一个疑似的依据。
    对于喇家遗址上发现的洪水地层现象,至今还是一个较为复杂的问题。因为它不像汶川地震中出现的堰塞湖现象那么简单,而且汶川地震堰塞湖的洪水灾害经过排险并没有发生。就喇家遗址目前所知,洪水红土地层至少可以分为几种:一是早期的,早于齐家文化之前已有洪水地层,这在喇家遗址新近的发掘中已经发现和证明,它被齐家文化的地层和房址所叠压或打破;二是与齐家文化的喇家遗址灾难直接联系的洪水地层,在一些房址里和低洼的地层中就有大量洪水形成的红土淤泥进入,并且还渗入到了地震废墟的缝隙之中,甚至趁隙渗进了地下,显然是紧接着地震灾害而来的大洪水,这很有可能即是堰塞湖溃坝造成的巨大洪水;也有国外学者认为喇家遗址的洪水总体是山上冲下来的泥石流或山洪;对于喇家遗址是否存在过山洪泥石流,国内学者们还有着不同的意见;其实喇家遗址发现的洪水地层据认为有10几层之多,根据夏正楷等找到的一个比较好的自然剖面的反映,被称其为14个旋回,如果说这些很多次的洪水能够被充分肯定,那么,显然后面的若干次洪水与堰塞湖可能就并没有什么关系了。这样看来,关于喇家遗址洪水的问题,就有这么多的解释和理解,足以说明了它的复杂性和与环境的错综关系。
    对于堰塞湖,可以说是山区地震灾害中最容易发生的一种次生自然灾害现象,在这次汶川地震中表现得尤为突出。而在此之前,一些学者们早已经注意到了喇家遗址地震灾害有可能出现的堰塞湖现象。在汶川地震之前的一个时期,在青海野外工作的北京中国地震局地质所和兰州大学的不同专家,就已经在喇家遗址所在地以上的黄河上游积石峡,分别观察到和调查到了黄河阶地上的全新世以后的大片湖相沉积地层和大面积的滑坡体,其所处地势和位置,促使他们都很自然地重视或注意到并与喇家遗址的地震和洪水联系起来。
    而判断这个湖相沉积的年代是否与喇家遗址相关,就成为相当重要的关键。2008年5月下旬,考古学与地学的合作研究,开始了为期一周的野外调查,在野外工作结束之后相关研究仍在进行中,有望提供喇家遗址研究新的科学资料。

 

 

(原载《中国文物报》2008年7月11日第7版)

  2月22日至23日,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与意大利高级文物保护修复研究院联合举办的中意文物保护学术研讨会在北京举行。国家文物局副局长童明康、意大利驻华大使严农棋到会并致辞。
 
  研讨会设立遗迹(遗址)风险监测与防范、水下遗产保护与修复、露天石质文物的保护及人才培养等4个主题。围绕主题,中意双方20余位专家先后做了专题演讲。120余名相关专业的科研人员参加了研讨。
 
  中国与意大利均为文化遗产大国,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据了解,20余年来,两国在文化遗产保护,特别是文物修复和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多层次、富有成果的合作与交流。两国政府相继签署了《关于防止盗窃、盗掘和非法进出境文物的协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文化遗产部关于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及《中国国家文物局与意大利文化遗产与活动部关于促进文化遗产保护合作的谅解备忘录》。根据上述协议和备忘录,两国将在博物馆、古迹遗产管理、馆藏文物及联合办展、博物馆人才、打击文物走私、文物保护技术等方面开展交流。本次研讨会的举办,便是贯彻备忘录的精神,通过国际间的交流,共同探讨遗迹(遗址)风险监测与防范等文物保护修复技术及人才培养的国际合作模式。
 
  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是国家文物局直属的以文物研究、保护、修复和培训为主要职责的科研机构,以人文社会科学、自然科学、工程技术科学交叉融合为基本特色,是我国文化遗产领域最重要的专业力量之一。2004年起,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在意大利外交部和中国商务部的支持下创办了中意合作文物遗产保护培训中心,与意大利相关专业机构在文物修复与人才培养方面开展了卓有成效的合作。意大利高级文物保护修复研究院是享有国际盛誉的文物保护修复专业机构,专家参与了我国多项文物保护和人才培训工作,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根据我国文化遗产事业“十二五”发展规划,中国将在文物保护科技水平的提升、水下文化遗产保护政府间的合作将有重大进展。在文物保护和修复技术和科技创新、文物风险评估与预防、专业修复师的培养方面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研讨会上,双方还签署了长期合作的框架协议。(中国文物报 郭桂香)  

  4月20日,陈星灿副所长宣读了题为“Erlitou: Rising Urbanism in North China”(二里头:中国北方城市的兴起)的论文。论文指出,作为早期青铜文化的中心,二里头在公元前二千纪后半叶的中国北方,目睹了城市的兴起。城市化、公共建筑、向心性、社会阶层化与专业化生产等,都表明二里头是一个政治、文化和经济中心。因而它表现出与先前的龙山文化聚落形态迥异的面貌,龙山文化聚落是以血缘为基础的以房屋为中心的小型村社,非专业化生产的经济类型。二里头文化发展的本身也证明了城市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不是偶然的发明。论文宣读完毕后,与会学者就二里头问题进行了提问和讨论。

 

  何驽研究员在研讨会上发表了题为“Taosi: An Archaeological Example of Urbanization as a Political Center in Prehistoric China”(陶寺:史前中国政治中心型城市化的一个考古例证)的讲演,介绍了根据陶寺遗址考古资料对于史前中国政治中心都城的理论与实践研究,提出陶寺遗址位于山西南部,时代为公元前2400至前1900年前后,巨大的城址有280万平方米。经过30余年的考古发掘,初步判定了城址内有宫殿区、下层贵族居住区、王族墓地、礼制建筑中心、手工业区、仓储区和普通居民区。显然陶寺遗址从城市结构、宇宙观城市规划和国家都城性质方面,为史前中国中原地区的政治中心的城市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例证。陶寺的例证引起与会专家学者的广泛兴趣和热烈讨论。何驽就与会专家们提出的陶寺城市规划同宇宙观的关系、城市人口问题、城市生业问题、陶寺晚期社会政治崩溃根源问题、陶寺遗址消亡之后居民的去向问题、陶寺政体性质问题,一一回答,进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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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会学者合影

 

  会上发表论文讲演的还有中国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的孙周勇、邵晶,美国斯坦福大学的Tricia Owlett、Mike Bonomo、John Rick、Alan Greene、中国留学生赵皓,澳大利亚墨尔本大学的国庆华,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荆志淳,美国纽约大学的江雨德,芝加哥大学的李永迪,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罗泰、李旻,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谢礼晔,中国山东大学的方辉,耶鲁大学的Anne Underhill,哈佛大学的傅罗文,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Rosemary Joyce。主持点评讨论的有斯坦福大学的刘莉、Ian Hodder、Ian Morris、密西根大学的Norman Yoffee。与会学者的论文角度多样,观点新颖,点评总结精彩,讨论热烈,在碰撞与交流中,对于从比较的视野,依据考古资料探索中国早期城市化的理论与实践,有了新认识和新启发。与会学者都认为收获颇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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